（一）

　　这几天，很多人都在看《渐行渐近的人口危机——中国生育报告2019》这篇文章。这篇文章提到：

　　全面二孩政策不及预期，生育堆积效应业已消退，2018年出生人口或降至约1500万以下，即减少13%以上，总和生育率降至1.5以下。2016年“全面二孩”放开后，出生人口攀至1786万、创2000年以来新高，但2017年就降至1723万，2018年大幅下滑。

　　2018年出生人口或降至约1500万以下，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近日，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研究员易富贤和北京大学国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苏剑合写的一篇文章《2018年：历史性的拐点—中国人口开始负增长》（简称《负增长》）认为：

　　2016年实行全面二孩政策后，2017年不但没有如预期那样多出生343万人，反而减少63万人（减少3.5%）；2018年不但没有如预期一样多出生79万人，全国活产数反而少了250万人（减少14.2%）。

　　清朝中期的1790年，中国人口突破3亿，出生超过1000万人，也就是说2018年的出生人数是清朝中期以来最少的。

　　尽管有人口学家认为，定论“2018年中国人口开始负增长”值得商榷，但这并不妨碍问题的讨论：渐行渐近的人口危机迫在眉睫。

　　（二）

　　在“（中国人）为什么不生？”这部分，《中国生育报告》提到：

　　除去“从死亡率下降驱动到功利性生育意愿消退，再到成本约束”“晚婚晚育、单身丁克、不孕不育等削弱生育基础”外，另外一个原因是“住房教育医疗等直接成本大、养老负担重、机会成本高抑制生育行为”。

　　报告称，住房、教育、医疗等直接成本高是抑制生育行为的“三座大山”， 独生子女夫妇“四二一”的家庭结构养老负担重、挤压生育，女性劳动参与率较高但就业权益保障不够，导致机会成本高。

　　具体是，其一，房价快速攀升，居民债务压力快速上升，2004-2017年房贷收入比从17%增至44%。

　　其二，教育成本明显攀升，特别是公立幼儿园供给严重不足，1997-2017年中国公立幼儿园在读人数比例从95%降至44%。

　　其三，医疗费用持续上升，1995-2017年居民医疗保健支出上涨22.4倍，远超可支配收入9.2倍的涨幅。

　　其四，独生子女夫妇“四二一”家庭结构养老负担重，挤压生育意愿。

　　这部分更提到：如果当前生育形势不改变，随着未来00后进入婚育年龄以及老人寿命延长，部分家庭甚至可能面临“八四二一”的家庭结构，即八个老人、四个父母、一对夫妻，一个孩子。

　　其五，女性劳动参与率高但就业权益保障不够，导致生育的机会成本高。

　　（三）

　　现如今，很多家庭二孩都不敢生，更不用说多孩了。对绝大多数家庭来说，之所以不敢多生，还是因为生孩子、养孩子的成本太高。

　　按照相关专家的说法，抚养孩子的成本取决于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经济发展水平所带来的抚养成本水平的提高，二是不同发展阶段抚养成本的结构变化。

　　抚养成本包括生存型支出和发展型支出，前者包括孕产妇怀孕、检测、生育成本以及抚养成本等，后者包括孩子的教育、医疗成本，甚至包括学区房等间接成本等。

　　“与过去相比，我国家庭的抚养成本在结构上发生了很大变化，生存型成本的占比逐步下降，发展型成本占比不断提高，并且后者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了家庭的生育决策，也影响了全社会的生育率”。

　　但对相当多数的家庭来说，他们之所以想生而不敢多生，生存型支出和发展型支出的大幅增加，均都存在，都是不堪承受之重。

　　而在硬性的成本支出之外，二孩（多孩）生育还牵涉到家庭巨大的时间与精力付出。

　　比如对双职工家庭来说，带孩子只能靠老人；老人不方便，就只能请保姆。但“现在保姆水平参差不齐，父母们上班时提心吊胆。”

　　此外，在想方设法带二孩的同时，大孩的接送问题、辅导问题、陪伴问题，也需要一并考虑……

　　在巨大的生存型支出和发展型支出面前，在优生优育已经成为绝大多数父母共识的情况下，很多人“不敢生”，绝不是矫情。

　　（四）

　　怎么办？《中国生育报告》给出的政策建议是，“应立即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

　　一是摒弃人口是负担观念，更加以人为本，加快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人口是一个国家国力的重要支撑和标志。人是发展的基本要素和动力，一切经济社会的发展都是为了人。

　　二是立即全面放开生育，让生育权重新回到家庭。“立即”是因为人口形势紧迫，当前正处于第三波婴儿潮中后期出生人口的生育窗口期。全面放开，原本不想生的人还是不会生，但一些想生三孩的人能生，不用担心部分人群、部分地区会大幅多生导致出生人口激增。

　　三是加快构建生育支持体系，大力鼓励生育，使中期总和生育率回升到1.8左右。

　　客观来说，这个报告很及时，也很有针对性，符合公众对当下人口危机、生育危机的认知。

　　现实而言，“全面两孩”政策实施以来，正像我们看到的，生育率居低不高，已是事实。

　　现如今迫在眉睫的问题，已经不是继续实施计划生育的问题，而是如何想方设法鼓励生育、激励生育的问题。

　　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不少地方已相继出台鼓励二孩新政，在鼓励生育、激励生育层面积极作为。

　　继辽宁省的规划发布后，8月初，湖北咸宁出台《关于加快实施全面两孩配套政策的意见》，直接从出院分娩、幼儿园保教费、住房等方面，加大了对生育政策内二孩及以上家庭的支持和保障力度。

　　从《意见》中可以看到，针对无人照料问题开展3岁以下婴儿照护服务，鼓励有条件的机关、企事业单位，将政策内二孩及以上产妇产假延长至6个月，配偶陪护假延长至1个月，其间工资奖金照发；推行弹性工作制度，允许怀孕期和幼儿小于3岁的女职工自主灵活地选择工作具体时间和地点；对辖区内参加孕期健康检查的政策内二孩及以上孕妇，每位补助300元用于孕期保健服务……

　　但客观而言，即便是在全国范围内施行类似的政策，能否立竿见影地提升生育意愿，提升适龄人群的生育率，恐怕也很难乐观。

　　（五）

　　在给出的政策建议中，《中国生育报告》提到，应“加快构建生育支持体系，大力鼓励生育”。

　　一是实行差异化的个税抵扣及经济补贴政策，覆盖从怀孕保健到18岁或学历教育结束。

　　二是加大托育服务供给，大力提升0-3岁入托率从目前的4%提升至40%，并对隔代照料实行经济鼓励。

　　三是进一步完善女性就业权益保障，并对企业实行生育税收优惠，加快构建生育成本在国家、企业、家庭之间合理有效的分担机制。

　　四是加强保障非婚生育的平等权利。

　　五是加大教育医疗投入，保持房价长期稳定，降低抚养直接成本。

　　这些建议，无疑都有很强的针对性。

　　比如女性权益保障的问题。一旦不再施行计划生育政策，如何避免企业对女职工的歧视，相关工作必须做到前面。

　　咸宁市推出的鼓励政策中规定要将企业录用女职工、拒绝性别歧视、依法保障女性“三期”（孕期、产假期、哺乳期）权益、足额交纳生育保险金等情况列入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评价指标，将表现恶劣的企业列入“黑名单”。而与此同时，企业的权益保障，同样应该被未雨绸缪。

　　还有家庭抚养成本的问题。

　　报告中提到，应该“探索建立从怀孕保健到孕期分娩再到18岁或学历教育结束的全面鼓励生育体系，包括孕期保健补助、住院分娩补助、托育津贴、教育津贴、家庭个税抵扣、以及对不符合交个税标准的低收入人群实行直接经济补贴等。并且，各地根据实际情况可在全国政策基础上进一步差异化。”

　　还有就是，应该“加大学前教育投入，大力增加公立幼儿园供给，将九年义务教育延伸至十二年，同时推进教育改革，切实根除“家庭作业变成家长作业”现象。加大医疗投入，并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切实降低医疗费用。坚持“房住不炒”定位，构建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长效机制，完善住房市场体系和住房保障体系，让全体人民住有所居。”

　　从这个意义上说，“加快构建生育支持体系，大力鼓励生育”并不简单，需要真金白银的持续投入，需要从公共政策调整到配套机制建设协同跟进的体系完善。

　　但有必要提及的是，不管计划生育政策是否继续实施，“立即全面放开并鼓励生育”，加快优化生育成本全社会共同分担的机制，宜早不宜迟，不能一拖再拖。